寻根文学与先锋文学的文学史意义重识

2018-12-29 02:43:46 安徽文学2018年12期

梁贝

2018年,恰逢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时间节点,回顾已经超过四十年时间的所谓新时期文学,回望那个充满了理想主义精神气质的20世纪80年代,令人感慨良多。按照一般的文学史叙述,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思潮脉络特别清晰的文学时代。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是,那个时代的文学基本上循着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以及“新写实小说”的方向一路走来,最终在20世纪80年代末宣告终结。然而,只有在已经过去这么长时间之后回过头来重新理解审视那段早已披上历史尘埃的文学发展过程,我们方才猛然意识到,在这些不断更迭的诸多文学思潮中,如果着眼于未来中国文学的进一步发展,那么,相对来说,寻根文学与先锋文学这两种思潮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无疑要更为重大一些。

首先,是寻根文学。如果联系当时马尔克斯荣获诺奖这一事实以及这一事实对中国文学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来说,寻根文学在1985年前后出现,实际上完全可以被理解为是中国作家渴望与世界文学进行对话的一种强烈意识和动机的产物。我们注意到,对于寻根文学的基本状况,文学史家洪子诚曾经做出过精当简约的描述:“在这一文学潮流中,韩少功表现活跃,他的《文学的‘根》的文章,被人看作是这一文学运动的‘宣言。韩少功认为,‘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该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说我们的责任,就是‘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和镀亮‘民族的自我。当时发表的此类文章,还有郑万隆的《我的根》,李杭育的《理一理我们的‘根》,阿城的《文化制约着人类》,郑义的《跨越文化的断裂带》等。在此之前的1984年初,达斡尔族作家李陀与乌热尔图的通讯也表达了相近的意见。李陀也许最先使用了‘寻根这一语词,说‘我很想有机会回老家去看看,去寻根。我渴望有一天能够用我已经忘掉了的达斡尔语,结结巴巴地和乡亲们谈天,去体验达斡尔文化给我的激动。在作家、批评家‘集束式的阐述、倡导的基础上,80年代初以来表现了相近倾向的言论和创作,被归拢到这一旗帜之下,使这一事件‘潮流化,并顺理成章地生成了‘寻根文学的类型概念。”①

也因此,如果说,在此之前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甚至于包括朦胧诗等文学思潮在内,都主要的是在围绕政治社会问题运行的话,那么,到了寻根文学这里,作家们的艺术表现视野就明显超越了政治社会,开始更多地在文化的意义上思考认识问题了。由政治社会转向范围更加阔大的文化层面,的确可以被看作是寻根文学的一大艺术进步。而寻根文学之所以能够突进到这样的一种艺术境地,在很大的意义上又与80年代以来中国的思想、学术界逐渐形成的文化热存在着不容忽视的联系。应该注意到,80年代中期以来,在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开始逐渐形成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又一次大规模的中西文化大讨论。虽然说,这样的讨论事实上并不可能得出某种具体可靠的文化结论来;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这样的讨论却可以极大地起到在社会上广泛地传播文化的重要作用。寻根文学之所以能够在80年代中期的中国异军崛起,与当时这样一种极为普遍的文化氛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的确应该感谢那位先后写出了《爸爸爸》《马桥词典》《日夜书》等优秀作品的作家韩少功。某种意义上,正是他那句“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该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为未来的中国文学史打开了一扇“文化”的大门。因为我们都深深地知道文化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性。一句话,只有那些把创作之根深深地扎入到深厚文化土壤中的作家,才真正有望创作出具有原创价值的優秀文学作品来。

其次,是先锋文学。对于先锋文学,洪子诚也给出过相对来说更加切合于文学史演进过程的描述。在洪子诚先生看来:“80年代后期,一批年轻小说家在小说形式上所做的实验,出现了被称为‘先锋小说的创作现象。‘先锋小说虽然与‘寻根‘现代派文学等一同组成80年代文学创新潮流,但它们之间也有重要区别。在‘先锋小说中,个人主体的寻求和历史意识的确立已趋淡漠,它们重视的是‘文体的自觉,即小说的‘虚构性和‘叙述在小说方法上的意义。通常认为,这种对中国当代文学来说具有‘革命意义的小说‘实验,它的观念和方法,与法国‘新小说(阿兰罗布·格里耶的“零度叙述”,也被一些批评家用来描述“新写实小说”的文体特征)、拉美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以及博尔赫斯的创作有关。被用来解说‘先锋小说文体实验的还有六七十年代美国的所谓‘反小说。马原是这一‘小说革命的始作俑者。他发表于1984年的《拉萨河的女神》,是当代第一部将叙述置于重要地位的小说。他的小说所显示的‘叙述圈套,在那个时间成为文学创新者的热门话题。”②

我们都知道,从根本上说,小说是一门特别强调作家艺术虚构想象能力的典型不过的叙事艺术。但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或许与来自于政治意识形态强有力的禁锢有关,中国当代小说却差不多完全被笼罩在了所谓“民族化”的叙事方式之中。并不是说民族化叙事就没有意义和价值,而是说当这种叙事方式成为一种笼罩性存在的时候,对于小说创作来说,其实也就变成了一场不应有的灾难。从这个角度来说,马原那句“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所具有的解构与建构的意义就特别重大了。所谓解构,意味着马原这一批先锋作家借助于大量的文本实践,彻底打破并颠覆了已处于严重僵化状态的小说叙事模式。所谓建构,就是指通过这批先锋作家的积极努力,在打破陈旧叙事模式的同时,也赋予了小说叙事语言形式层面上某种非常重要的自由与民主精神内涵。

注释:①②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第278—279、293—29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版。

2018年10月3日上午9时40分

完稿于菜园街办公室

安徽文学 2018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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